综上所述，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是犯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统一。
作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规范性。《法律帝国》发表后，法律实证主义阵营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德沃金提出的挑战极为根本，无法轻易打发。
在此文中，德沃金将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归结为三个命题：第一，一个共同体的法律就是一组特定规则，它们的法律身份是通过其被采纳或发展的方式得到确认的，而不必考虑其内容品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部门法学效法德日，理论法学宗师英美。第三，说某人有法律义务即是说他的案件受到有效法律规则的管控，若此种法律规则不存在，则他没有法律义务。法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只有在实践哲学的框架内，许多问题才能得到透彻的讨论。从理论资源来看，哈特—德沃金之争带有强烈的语言哲学色彩。
例如，《法律的概念》一般被认为是日常语言哲学在法学领域结出的硕果。但晚近以来，法哲学领域的新理论常常是在行动哲学、伦理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证据的认定，对法律条文和依据的理解以及个人所做出的推理都要注意和尊重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宪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必须全面和详细地列举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并加以严格保护，并以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等基本法律予以具体保障。八、法的权力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是法的两个相对应的基础范畴，权力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分。二是权威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一)法的共性不容否定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人否定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追求。
法律意识和法，不存在谁为本体，谁被派生的问题，两者共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编 法的辩证方法论 一、法的内容与形式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会有自身的内容与形式。
二是注意运用法的解释方法。这里要研究的后者，即法的外部协调，包括法与执政党政策的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过去我们自己没有的90多项新举措，对推进我国法治文明建设十分有效。我国在刑法上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就是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中所没有的。
法，尤其法的内容，必须符合该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必须符合该时代的时代精神。道理比较简单：证据应该是客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真实存在的。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一个令人十分注目的新概念是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的立改废之后加了一个释字，变成了立改废释，这是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倡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利益和正义是法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法律帝国》发表后，法律实证主义阵营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德沃金提出的挑战极为根本，无法轻易打发。《法律帝国》（1986）发表之后，德沃金的法哲学图景全盘托出。
例如，夏皮罗的规划理论便深深受惠于布拉特曼的相关论述。作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规范性。这样一种开放的理论立场也有助于当代英美法哲学走出狭隘的专业圈子，与其他学术流派展开有效对话，并对现实社会中的紧迫问题作出具体回应。但晚近以来，法哲学领域的新理论常常是在行动哲学、伦理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根据上述分析，德沃金对哈特的致命批判似乎在于，除了规则，法律规范还包括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的法律身份无法通过识别规则得到确认，因此哈特对法律的分析是失败的。例如夏皮罗就坦率承认，法律实证主义者尚未对《法律帝国》作出有效回应。
理解法律规范性：走向实践哲学 不在具体的学科问题上交锋，而对学科本身进行反思，这类现象表明，当代英美法哲学陷入了根本性的困惑乃至危机，意味着常规范式已然动摇，新的研究范式尚未确立。第二，不存在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即在某一问题上，官员根本不受有关权威所定标准的约束。
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跋（1994）中，可以认为，哈特就采纳了包容性实证主义作为自己的回应方案。第三，法律实证主义第三个命题——无有效法律规则时无法律义务——以第一个命题为前提，在否定第一个命题后，这一命题自然也无法成立了。
第三，说某人有法律义务即是说他的案件受到有效法律规则的管控，若此种法律规则不存在，则他没有法律义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部门法学效法德日，理论法学宗师英美。
究其要点，晚近的研究者则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法哲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还是得回到由法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共同构成的，围绕行动理由、规范性等核心概念展开的当代实践哲学框架中进行处理。此书对奥斯丁以来的法哲学传统作了系统清理，并确立了当代法哲学研究的基本形态。第二，有效的法律规则穷尽了法律，因此如果某一案件没有被这类规则覆盖，法官等官员便得行使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超越法律，依据法外标准创造新法或增补旧法。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难点正在于协调法律的规范性与事实性面向。
更一般地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谱系性检验方式都因此而失败了。梳理当代英美法哲学的演变脉络，提炼其基本问题，是摆在我国理论法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例如，《法律的概念》一般被认为是日常语言哲学在法学领域结出的硕果。通过对疑难案件的细致刻画，德沃金对这三个命题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第一，法律除了规则还包括原则。
规范性问题的凸显有助于澄清法哲学讨论背后的道德关切、政治立场。伦理学家张美露则于2017年接掌在法哲学界地位最高的牛津法理学讲席，与半个多世纪前以语言哲学家的身份成为牛津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哈特相映成趣。
法律与道德的分界问题 无论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中，还是在大量二手文献里，哈特—德沃金之争都以原则问题为核心，主要文本依据便是《规则模式I》。在此文中，德沃金将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归结为三个命题：第一，一个共同体的法律就是一组特定规则，它们的法律身份是通过其被采纳或发展的方式得到确认的，而不必考虑其内容品质。由此，德沃金与法律实证主义者的争论进入到了更为抽象的层面。这一困惑的根源在于，法律虽然是一种规范，但却具有强烈的事实面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进入专题： 英美法哲学 。从理论资源来看，哈特—德沃金之争带有强烈的语言哲学色彩。
法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只有在实践哲学的框架内，许多问题才能得到透彻的讨论。但晚近十多年来，英美法哲学界已经逐渐淡化哈特—德沃金之争，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马默、夏皮罗、格林伯格等新一代学者的作品颇有扫清枝蔓、直指核心的清新风采。
当代英美法哲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起点，即哈特发表于1961年的《法律的概念》。这并不是说相关讨论有了实质性的推进，恰恰相反，此时双方的交锋反而不如前一个阶段有针对性。